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所谓“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品”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大师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强调指出：“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志行之自述》）
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尝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本书选入的《真现实论》是大师为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
太虚大师一生可书之行实极多，这里仅就一个方面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大师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顺法师等汇编成《太虚大师全书》，甚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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