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9月, 以德国和苏联侵略波兰为始, 以英国为首的大英帝国与法国, 总算是摒弃了原本的绥靖政策, 正式向德国宣战。
而讽刺的是, 原本坚决要求反抗德国、维护各个国家间平衡的苏联, 在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 也开始打起了“中立”的口号，吞并着其在欧洲边界的几个小国。
以《苏德条约》为始，原本欧洲那些秉承着“不作为政策”的各个国家, 似乎一夜之间，便同原本斥责着德国“攻势太猛、吃相难看”的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翻转。
甫一听得这一消息的时候, 锦颐心里更多的便是早已知悉后的冷静坦然。
这是二战要爆发了。
但显然, 早在卢沟桥战役爆发以后，华夏的历史就已经在被改写了。
1940年的春天, 三月份许。世界形势已然越发复杂起来。波兰在德国和苏联的联合攻势之下, 并没有坚持太久, 几乎是转瞬就被瓜分。而与之相对的, 原本被讽“落后的”、“混乱的”、“没有安宁的”华夏, 反倒成了世界各国中, 相对比较安稳的国家。
事实上，日军侵华的开端便是“九一八”。日军在华的主要基地和势力，也不过是在东北的范围之内。所以, 锦颐同谢锦言、秦非正商定的“将鬼子围困在东北”计划, 自然也就算不得有多困难了。
民、铁两军一面在华夏各地清扫鬼子势力，一面让人守住了河北和内蒙古，再由产军从中灵活转移行动、进行分散伏击，及至1940年的4月份，便成功达到了目标。
于是，现实便开始同锦颐记忆中的历史产生了偏差。
原本在历史上的二战中，华夏应当算得上是二战的一个主战场，抗日战争也应当算得上是二战的一次主要战役。但到了现在，二战还只是刚刚有了些苗头，甚至还有许多国家都还没有投身到战役当中去，日本的侵华军队还没在二战开始的这一年里激起什么水花，便被憋屈地挤压在了东北三省里。
北平郊外早便为铁、民、产三军共用而构筑好的驻地里。
指挥室的外头，时不时传来的，是战士们获得阶段性大胜利后的欢呼和高歌。他们大口喝着司令、将军们在“围堵计划”成功以后，答应兑现给他们的酒，喝到畅快时，把时刻用以防守的枪支往背上一搭，跺着脚站起来后，便开始又唱又跳地欢腾起来。
此时，聂先生的《义勇军进行曲》早已盛行于世。
将士们不论是指挥军官还是普通的战士，统统都围坐一团。他们高声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高声唱着“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更高声唱着“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情深处，手里握着酒壶的，领头以手握拳，用胸腔唱出这歌声的，忍不住就抬起手，埋着脸嚎啕大哭起来。
而或许是情有所感，那些或坐或站着的，穿着灰色的、黄绿的、墨绿的、军装各不相同的三军将士们，有的也顾不上旁边的人同自己是不是同一个军队的了，伸出手揽住了对方的肩，一面脸上粗糙的皮肤上还挂着一串泪痕，一面又禁忍不住狂笑起来。
哭声、笑声交缠在一起，混合着他们的歌声飘过了偌大的营地，传到了指挥室里，纵是对着秦非正这样攻于算计的政治家，锦颐也忽然觉得对方面目和善起来。
在场四个人，锦颐、秦非正、马启鸿、谢锦言。
盖因华夏其余各地的鬼子都被扫荡了个干净，是以铁、民、产三方拥有着最高话语权的人，便又重新聚在了北平。而又皆因战争大声的缘故，原本往来间多是刀光暗影的几人坐在一起，一时间竟也是少有的祥和。
“好了，我们几个聚在一起，难道就一定要那么伤神费力地去讨论那些问题吗？‘围堵计划’全线功成，我们就不能好好享受一下胜利的时刻，安静地喝上那么一杯吗？”
北平这地方，卢沟桥一役过后，便一直都有铁血军的将士驻守于此。这两年来，战火纷繁，更是越发壮大。
若这还是前头那个华夏朝不保夕的时候，秦非正当然不会有时间来同锦颐理论什么、争取什么。但现下，除东北以外的华夏，算是初步安定了下来，两个势力之间的摩擦，自然也就开始展露了出来。
于是，在锦颐和秦非正两人微妙的气氛间，马启鸿难免有做了一次“和事佬”的角色，拿起了议事桌上的酒，分别给坐在两手边的两人斟了一杯后，便温声劝道。
窗外飘来的将士们哭笑声还在耳畔，锦颐难得以心平气和的心态和目光去看待秦非正，便率先执起马启鸿斟下的酒，置于唇边，一口饮尽。
“怎么安静得下来？两位也不怕安定得太早，最终功亏一篑？”
地位使然，她已并不比秦非正和马启鸿两人低上什么。哪怕明知马启鸿是自家哥哥的上司，也明知马启鸿或会是华夏未来的领导人，她言辞间嘲讽的意味也仍旧没有收敛分毫。
“仗打到这，你们就觉得足够了？”
抬眼瞥了瞥马启鸿，又瞥了瞥秦非正，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道：“你们预备把东北放到哪儿？东北就不打了？让小鬼子占着我们的底盘，还时不时要担心他们会不会再往南边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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