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如松早已经知道这个考察队的配置比较大，因为各行业的人几乎都有。经世大学地理系也有好几个熟人参与，多是在地图绘制和地质土石方面名声在外的讲师、副教授。直到他真正以考察队员的身份入住天津基地，开始临行培训，才知道这是一支多大规模的队伍。
整整三百人！
尹如松在学校，就算上大课也没见过这么多人。
非但人数多，训练内容也十分诡异。如果说野外救急，寻找野菜还算是为了在化外之地求生必备，但是所有人都要学习火铳填放，学习列阵，这就有些奇怪了。难道还要跟化外之地的野人打仗不成？
三百人中本就有五十名各军抽调出来的精锐战士，等上了船还有二百海军，这样的战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为何还需要这帮文弱持兵戈呢！
尹如松虽然不满，但皇命不容违背，尤其是领头的那个上校军官看起来不是善茬。
“我要的是五十名工兵，是工兵，不是辅兵！”肖土庚硬生生地顶着带队来的辅兵队长，不肯接受他的报告。工兵作为专业兵种，还没有完全在各军普及，以至于总参谋部里很多参谋对此都没有清晰认识，认为工兵不过就是技术好些的辅兵。
火器营出身的的肖土庚却很清楚两者之间的能力差距。辅兵说穿了是不合格的战兵，但工兵却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在化外之地，有数百名文弱，只靠五十个战兵精锐和两百名海军水手修建营地，说不定木头往哪边扛都不知道，必须要有专业的工匠指点安排。
营中虽然也带了工匠，但大多是木匠、泥瓦匠之类做细活的匠人，要统筹建立一个营寨，甚至可能是一座城池、港口，他们也就力不能逮了。大都督府考虑到这点，也就认可了肖土庚上校的要求，只是调派期间船队起航的时间又要拖延了。
尹如松这才发现自己登上了一艘不知何时起航，不知何时规程的大船。好在家中父母有两个弟弟照顾。而且自己在大学的薪金会继续打在银行户头，妻子贤惠持家，肯定能够照顾好上上下下一家子人。
“我们这回出去，能往国内带信么？”尹如松问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
肖土庚有些意外，道：“这次只是考察，又不是上战场，为何不能带信？最多就是路途遥远，耗费时日较长罢了。”
众人闻言这才放心，不过看看日益准备物事，却觉得这比打仗还要繁复一些。
崇祯二十三年九月中，北风起，三艘大福船组成的船队带着各种工具、农具、军械，以及从菜农到副教授的各色人等，启航出海，渐渐将天津港抛在身后。
对于这次意义非凡的远航，周应期周阁老亲自到了天津，代表皇帝为考察队送行，顿时就将这次看似平常的考察行为升华到了国史的高度。
海船在海上乘风南下，只有路过登莱时才看到陆地，其他时间走的都是最近航程。这正是宋应星随手发明六分仪对人类航海史的贡献。
崇祯二十三年十月初，船队到达台湾北端的基隆县，略加休整之后，许多人选择了从陆路前往台南，顺道可以缓解对土地思恋，对某些博物系的师生而言还可以做一次台湾考察，采集的样本也方便送回北京。
尹如松原本的目的就是考察蛮夷人文，探讨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相互作用，自然不可能为了贪图早几日到达台南而继续坐船。
福建水师派来接应的船队由大小百余艘舰船组成，让人以为南洋界面不太平。实际上却是福建水师锻炼实习水手，顺便进行拉练而已。
真正不太平的是陆路。
何斌受命担任台湾知府后，一方面从大陆移民，开垦台湾肥沃土地，种植甘蔗、水稻、玉米等作物。一面又大量征用当地原住民作为劳动力，承担运输、修路等重体力劳动。这些原住民都是部落战争的失败者，如果不接受何斌的奴役，就要面对其他原住民的猎头，日子苦不堪言。
一国之内，若是汉人占绝大多数，或是蛮夷占绝大多数，都不会有内乱。最怕的就是华夷持平，互不买账。而且汉人的生产力远高于台湾土著，直接导致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争夺。又有一些原住民村社不讲规矩，对汉人展开猎头，由此产生了仇隙。
就连之前相信闽台同祖的大肚王国，都从热忱欢迎汉人的到来转为态度冷漠的中立。
如今还能在原住民村落中自由通行的只有身穿道袍，头戴冠巾的道士了。这些道士在原住民村落中施医赠药，颇受人尊敬，以至于现在许多村社的祭祖方式都在不自觉中发生了道教化的改变。
三清四御、海神妈祖，种种神像也走进了原住民的祭祀场所，不独独汉人信奉。
尹如松在结识了几个道人之后，终于成功走进了土著村落之中，零距离观察这些蛮族的生活。通过道士和当地土著的讲述，尹如松也意识到自己正在观察一个文明的诞生和成长，虽然说不清这有何重大意义，但他还是将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整理成文。
考察队的日程上并没有在台湾停留太久的计划，但是博物系和地理系的学者学生们发现了许多闽台一体的动植物证据，成日里钻山沟，进程很慢。尹如松也乐得跟土著在一起，并不着急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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