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谦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道：“渴望改变、渴望瞬间的心理平衡、渴望快乐，是香港人普遍的心理状态。他们既不希望被传统的文化所累赘，也不愿成为现实和物质的奴隶，因此，香港的普通百姓生活在压抑与寻求解脱的夹缝中……”
“草根并非没有理想。成为大人物几乎是每一个人最初始的愿望。在高楼大厦间寻找广阔的思想空间，成为许多香港人的现实思维状态。周星驰在电影中，将小人物的种种辛酸用夸张的手法演绎出来，但小人物的苦难只不过是为日后的成名作一个铺垫……”
“周星驰扮演的小人物，没有一个甘于平淡。或是怀揣奋发图强的理想，或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总之，成功是周星驰人物的归宿。草根民众之所以成为草根，就在于他们可以直接暴露于命运的风吹雨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乞求上天的帮助就合情合理了。我们在无数的港产连续剧中看到，朝拜和问签是许多香港人的习惯……”
“在电影中，命运总是在关键时候来一阵疾风暴雨，帮助有理想的主人公梦想成真。这些简单而又贴近民众的剧情，显然能够引起观影者的共鸣。这种类似于做‘白日梦’的文化行为，正是弗洛伊德在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文学及艺术批评时谈到的……”
“弗洛伊德认为，梦所表现的正是人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下被压抑的愿望，而这个梦中梦的模式，其实就是周星驰对自己演艺生涯的最好总结，电影，不过是他在努力找寻的一条‘回去的路径’……”
“周星驰将创作心理和‘白日梦’比较，就是创作者将自己的主观表达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白日梦的主角常为梦者本人，或直接出面，或暗以他人为自己写照，而这个过程就是游戏的过程……”
“成年人的游戏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现实欲望的替代满足和快感体验。无疑，周星驰电影的深层动机正是一种现实的替代。他本人和观影者也在电影这个想象的能指中体验了一把快感。周星驰作为传者，半睡半醒于游戏和现实之间……”
“周星驰在1998年以后的电影中，多次体现出香港人的危机感，或是用极端的手法对曾经令香港人骄傲的敬业精神表示怀念。《喜剧之王》中的一个情节是：周星驰让一个小瘪三假装‘黑社会’，去向另外的黑社会团体收保护费，结果小瘪三和对方的一个马仔聊起来才知道，两人都是香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无奈世道不好，只能到社团里混饭吃……”
“《少林足球》中，周星驰去股市找二师兄一起踢球，结果被臭骂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无缘无故跟你们几个废物去踢球，不好意思啊。他的二师兄怀夹公文包，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典型的破产中产阶级形象……”
“《喜剧之王》中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是，一群坐台小姐为了以更专业的职业素质吸引客人，于是去找周星驰进行表演培训，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正是，香港回归令港人的心理状态不是很稳定，加之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使得香港经济萧条。优越感一直很强的香港人一时不知所措，迷惘与困惑充斥于社会，周星驰正是以一种怪诞的方式来关照香港的现实社会，以一种极端的态度来激励香港人不要放弃。这些情感上的慰藉和鼓励，正是香港人急需的。因此，当观影人走进影院，在黑暗之中寻找认同感的时候，蓦地发现前面发光的银幕里才是他们想要的……”
“巴赫金认为，狂欢文化是一种节日广场文化。狂欢的节日广场总在不断地颠覆等级秩序，消除尊卑对立，破坏严肃统一，瓦解官方与民间的界限，让一切的中心边缘化。巴赫金在完成对官方、严肃、高雅的游戏性嘲弄之后，却还要向人体的下部—人的本能、原欲和地球的下部—孕育涵养生命的大地回归……”
“周星驰正是用电影替代了昔日的广场。在周星驰的话语世界里，没有高低贵贱，即使你曾经高贵也要沦为俗人。有罗汉金身的济公是个浪荡神仙、被万古颂美的爱情不过是一滴眼泪、古代才子形象更是被他折腾得惨不忍睹……”
“支离破碎、统一性的消失，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面对社会生活的共同心理感受。但在态度上，现代主义是绝望的、忧郁的、恐惧的、悲剧的，后现代主义则是游戏的、解构的、狂欢的、喜剧的……”
“一切都无所谓，就像周杰伦的歌曲一样，没人能听得懂，但感觉好就行，因为不过是游戏。香港在本身缺乏历史厚重感的先天条件下，自然成为中国范围内对后现代主义感应、接受最快的地方。香港人也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中，尽量寻找自我解闷的方式来平衡心态，于是走进电影院看看和自己有几分相像、但又比自己有能力搞笑的周星驰显然是不错的选择……”
“在华语影坛，周星驰拥有很多的影迷，他的电影台词被散播得最多，有关于他和文化的话题也最具争议性。但周星驰一直玉树临风而不倒，那既悲又喜，既爱又恨的大笑常常划破夜空，在现实与想象中缥缈不定。周星驰以自身的心理经验，构建着一个能表达自己心中梦想，又能影响大众梦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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