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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极力推动的长沙到昆明的沥青路建设，与海军将欧洲列强赶出南洋，进而控制南洋的战略是相辅相成的。
整个中南半岛，海军能控制的只是沿海的一些战略要地，尤其是缅甸内陆，如果没有陆上的通道与国内相通，将很难完全控制。
秦牧要的，不只是殖民地，他是要趁这个时代，中南半岛上的土著还不太开化的机会，将整个中南半岛乃至整个南洋，纳入大秦的版图。
这些地方，其实上要比西域来得有价值得多，连西域秦牧都不愿放过，何况中南半岛？
所以说，长沙到昆明的柏油路，是大秦一个重大的战略，它将影响着大秦将来十年的发展方向，绝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路。
秦牧对此非常重视，皇家海军刚刚弄回的170万两，被划为这条贯穿西南的柏油路的启动资金，同时给四川调去了五千俘虏，用来开采沥青矿。
秦牧这一重大战略决策，自然最终还得大臣们去实施，本来内阁是要扮演重要角色的。
但这次决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秦牧实际上却是越过了内阁，直接让户部拨下启动资金，让工部开始勘测线路。
甚至连四川的沥青矿开采，都是直接下中旨让四川布政使欧万春负责组织人手开采。
整件事，内阁在其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大秦的内阁位于宫城的东西角，是为数不多的在宫城内办理公务的部门，对面是文华殿。
内阁的门面远没有午门外御街步廊东侧的六部衙门那样恢弘，两进的院落，掩映在花木间，看上去不太起眼。
但它却是整个帝国权力最重的核心部门，每天从大秦各地送上来的奏章，先汇总到这里，由三位内阁大臣先行阅览，然后票拟出处理方案，才递交到御前，供皇帝选择。
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非常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皇帝抗衡。
但内阁权力的来源，说来有些复杂，它本来只有票拟权，等于是皇帝的私人幕僚，所有的决断权是掌握在皇帝手里。
明朝中后期，内阁票拟逐渐形成制度，它的权力越来越大，是因为它得到了六部大臣的认同，没有内阁的票拟，六部官员就认为皇帝下达的命令不合程序，常常加以抵制。
这实际上几乎是架空了皇帝的决断权，皇帝能做的只是按内阁票拟的处理方案，盖上玺印，然后发回六部施行。
纵观明孝宗之后的明朝君臣，几乎没有君臣相得、和谐共处的，皇帝不是游戏人间，就是干脆玩消失，几十年不上朝。
这其中内阁对君权的制约绝对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大秦的内阁里，三位辅臣没有自己单独的签押房，三人是在一间大厅内办公的。
而内阁并非只的三位大臣，整个内大院里，还有内阁直辖的吏、兵、礼、户、刑、工、外交七司，对应朝中的七部。各有一名主事，数名员外郎，及相应的吏员。
司马安票拟完山西布政使请急调五万斤玉米种子的奏章，停下笔来，有些走神。
这阵子，皇帝的一系列决策，事前都没有和他这个首辅商议。
儒、道、法、兵、墨、纵横六家治国思想，是通过儿子的口传达的；海军出击吕宋，也没有经他们几个内阁大臣同意，而是借护送陆军进攻两广的名义出兵；这次修长沙到昆明的官道，如此重大的决策，更是直接越过内阁，让户部和工部负责。
如果只是一件事，司马安还能理解，但几件事加在一起，足以说明问题了。
是皇帝对自己失去了信任吗？司马安曾多次自问。
从某些迹象来说，不太象，比如儿子司马凯，现在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前往北七省筹办皇家出资的蒙学，这件事若按常理，皇帝肯定是要派内臣去办的。
因为此事看似不在体制之内，但却非同小可，此举是为皇家收拢北七省的人心，儿子去主持，总能沾上不少的光，北七省感激皇家的同时，自然也会对儿子有所感激，这对儿子积累声望有非常大的帮助。
以今上的精明，他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想到了他还派自己儿子去，说明今上对司马家并没有失去信任。
那皇帝有意疏远自己，是出于何意？
这些天，司马安本就时常在琢磨这件事，皇帝越过内部，实施修路的重大决策后，他终于顿悟。
在他前面，分别是路振飞和李源的桌案，案上都堆满了奏章和各类文牍，俩人还埋着头在抓紧处理这些公务。
司马安可以确定皇帝这么做，是在宣示自己的权力，也是在集权。
他是要七部大臣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可以越过内阁，直接指挥朝中七部，乃至全国各个省司；
军方那就更不用说了，五军都督府及以海军，眼里一向只有皇帝，而无其他。顾容前两天在朝堂上那番话，看似粗鲁，却把这个事实表露无遗。
司马安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作为开国功臣，最忌讳的是什么？
皇帝一面有意疏他，一面重用他的儿子，这已经是在向他表明心意，如果他再不知进退，后果将很严重。
前面的路振飞一边看文牍，一边抻手去拿茶杯，结果把茶杯碰倒了，一个小吏连忙奔过来，帮他移开案上的文牍，抹去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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