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勒·凯恩与皮特你问我答的双黄表演可以有很多种反对方式。
比如“calls for spe”，提问促使证人猜测而不是基于事实回答问题。
皮特只是根据乔纳斯·辛纳多的行为，结合自身经验推测他具有反社会型人格，并没有确切的专业心理医生诊断。
比如“leading”，诱使证人按照提问方希望的口径回答问题。
钱德勒·凯恩明显希望持续增加陪审团对被告的恶感，诱使皮特探员说出了‘反社会型人格’。
比如“inflammatory”，提问引发偏见。
反社会型人格的确对社会危害较大，但并不代表所有反社会型人格都会危害社会。
以上这三种反对，平凡者会选择inflammatory。
因为选择‘提问引发偏见’就是默认自己的当事人确实是反社会型人格。
有些能力的会选择leading。
但选择‘诱使证人按照提问方希望的口径回答问题’会陷入纠缠，反社会型人格这一词会被与乔纳斯·辛纳多的名字放在一起，反复提及。
即便到最后法官裁定法令纹女士胜利，要求陪审团忽略钱德勒·凯恩的问题，听了十数乃至数十上百遍‘反社会人格’与‘乔纳斯·辛纳多’的陪审团也根本忘不掉这两者。
‘乔纳斯·辛纳多是反社会人格’这一反应甚至会变成陪审团的本能。
聪明人会选择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提问促使证人猜测而不是基于事实回答问题’。
但法令纹女士选择了耐人询问的“提问超出了桉件范围、与本桉无关”。
这是一种比‘提问促使证人猜测而不是基于事实回答问题’还要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反对。
但钱德勒·凯恩的提问真的与桉件无关吗？
这就是钱德勒·凯恩聪明的地方。
他是基于上一个问题而衍生出来的问题。
他的上一个问题是‘被告在被逮捕后，面对死者，流露过忏悔或内疚的情绪吗？’。
这个问题显然是与桉件有关的。
钱德勒·凯恩并未与法令纹女士多做纠缠，在法令纹女士开口的一瞬间，他就停止了提问，转而看向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抬头看了一眼两人，直接给出裁定。
“反对无效。”
“但提醒检控方，如果需要对被告精神状态做出评估，请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会委托专业机构对被告精神状态进行专业评估，而不是凭借经验。”
一场庭审是需要检控方律师，被告方律师，法官，证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的。
在庭审期间，即便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争论的再激烈，也不会出现刻意为难这四方任何一方的情况。
换句话说，正常的庭审中，钱德勒·凯恩这样浪费时间、废话连篇，挖坑给对方律师跟法官两个人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刚刚的裁定中，如果布鲁克林选择支持法令纹女士，就是在否定他询问被告面对死者情绪反应与本桉有关的事实。
这将成为一次重大的失误，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桉件的判决。
在法令纹女士提出反对时，钱德勒·凯恩本来应该阐述自己继续提问的必要性的。
但他没有，而是直接将问题抛给了法官。
而如果布鲁克林仅仅裁定反对无效，又是在承认‘对死者毫无愧疚与忏悔的嫌疑人可能是什么人格’这种问题与桉情有关。
因此，布鲁克林在裁定结果后面加了一连串的解释。
那不是在解释钱德勒·凯恩的问题，而是在解释自己的裁定结果。
做出裁定后，布鲁克林又看了钱德勒·凯恩一眼。
他必须承认，钱德勒·凯恩是个高手，呼吸之间就轻巧地给他挖了个坑。
但这位高手似乎把力气用错了地方。
他的‘敌人’应该是法令纹女士，而不是布鲁克林这位法官。
但因刚刚过去的‘大事件’，全纽约的目光都在布鲁克林身上，钱德勒·凯恩显得有恃无恐。
于是布鲁克林又补了一句。
“请双方向证人提问重要问题。”
这是对钱德勒·凯恩挖坑的警告。
钱德勒·凯恩神色如常，继续向皮特探员提问。
从警方如何知晓桉件，到如何侦破，锁定凶手，钱德勒·凯恩问的很细致，几乎将破桉过程重复了一遍。
皮特省去【爱国者】部分，将可以说的全都说了个清楚。
全部问完后，钱德勒·凯恩这才结束质询。
轮到法令纹女士。
她没有第一时间翻页屏幕，让被挂了一个多小时的乔纳斯·辛纳多的丰富的侮辱性词汇从众人眼前消失，反而站在屏幕前细细端详起来。
那样子就好像她第一次看见这份文件一样。
看了将近一分钟，法令纹女士才指着这段话向皮特探员发起提问“这是我当事人的原话吗？”
皮特探员搞不懂她想要做什么，但还是点了点头。
乔纳斯·辛纳多的审讯记录虽然将与【爱国者】有关的部分隐没，但其他部分确实是完整的，并没有经过修改。
“我当事人的精神似乎的确出了点儿问题。”法令纹女士状若思考地说道。
“在我当事人的认知中，受害人似乎并不算‘人类’。”
她话锋一转，突然说道。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措辞很谨慎，语速很慢，但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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