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中兴”太过短暂，永和八年时，辽东进入开发高潮，贸易更为兴盛，来自英华北方、大韩以及日本等处贸易资本纷纷出手争抢盘子，建州朝鲜再没办法靠地利优势维持贸易优势，国中百物减产，万民呼号，矛盾激化。同时已经成年的永和皇帝就如他的祖辈顺治一样，再也不满八王治政的格局，借机出手夺权，建州朝鲜的第一次权柄之争爆发。
这场政争以爱新觉罗宗室的彻底失败告终，毕竟高起和阿桂掌握了全国七八成兵力，而永和皇帝还依靠高挚等心腹经营了一小股势力，决定性的一击更来自诸葛际盛所代表的官僚体系，原因是爱新觉罗宗室没有领会到诸葛际盛所举血脉大义这块招牌的真谛。
以宗室为核心的一帮满人是彻底的保守派，不仅认真地履行血脉等级制，极大地损害了原本真心实意投靠满人的鲜人群体，同时还严厉锁国，全心备战，不让其他阶层分沾贸易红利。
“治国的真谛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一套有真也有假，把假的亮在外面，真的握在手里，真假互为表里。怎能说什么就直愣愣地做什么呢？这不就跟雍正爷一样了吗？”
诸葛际盛如此教训被软禁起来的前恩主允禄，他果断踩着允禄的肩膀，投向了高起、阿桂和永和皇帝集团，而这也是鲜人儒生集团的选择。
不少宗室出逃英华，宁愿接受英华大判廷的审判，也不愿呆在建州朝鲜，因为下场就只有一个：以病死之名被杀。允禄和其他亲王层级的大人物还没落到这种悲惨境地，但附从他们的部属就不可能幸免了，就算死不了，也被全打为“汉人”，终生服劳役。
永和八年，永琪真正掌政，但这仅仅只是政争的开始。
随着国家处境不断恶化，以及永琪对军人集团的猜忌，永和十年，新一轮权柄之争再度爆发，这一次是永琪联合高起向阿桂发难。阿桂不仅握有南线四五万重兵，还极力反对“暗开国门”，以解决国家的经济困境。
阿桂主张发动有限度的战争，从大韩那边拿到真正的和约，如此不仅能糊住国中人心，还能改善国家处境，争取将建州朝鲜与英华的关系缓和到相对正常的地步。
这一套方案的核心在于，阿桂认为，建州朝鲜的族争论和血脉论是将自己置于英华死敌的地步，在感情和立场上没什么问题，却不利于实际。建州朝鲜要存续，满人要存族，就得改变策略，着眼于实际。
而永和皇帝和高起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永和皇帝是自以为还能跟英华掰掰腕子，满人天下无敌，遗憾的只是满人太少。高起则认为英华亡满人之心不死，总有一日要覆灭建州朝鲜，族争论和血脉论绝不可废。而出于实际，就该一面维持国中人心，一面暗开国门，跟英华伪以周旋，以利国中贸易。
双方的诉求面上看似差不多，内里实质却南辕北辙。而阿桂手握重兵，建州朝鲜与韩国的贸易往来也都由他把持，更为永和皇帝与高起忌惮。
这场争斗由缓转急，到永和十二年，建州朝鲜真已是满地饿殍，双方的矛盾也被逼着激化。阿桂喊出了皇帝身边有奸臣的口号，威胁要清君侧，而永和皇帝和高起一方一面笼络阿桂的部属，一面减削阿桂的兵权。
就在内战即将爆发时，开城道鲜汉起义缓和了双方矛盾。阿桂领兵镇压，意外地发现起义军骨干是新出现的“大同社”，这个会党的大义根基又来自英华的《人衍资本论》一书，作者是英华大贤李方膺。
这股被称为“大同新义”的思潮，根骨来自墨家的均平大同，可论述却更为详尽透彻。认为人世是按阶级划分，资本阶级垄断一切生利之器，劳工阶级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力。原本该自己所得的酬劳绝大多数都被资本阶级搜刮走，自己所得还不够温饱。
《人衍资本论》原著是在构想未来工坊满天下，工人占人口多数时的情形，而且还认为有西家行的存在，以及天人大义、国宪律法体系、两院制等保障，工人也能开智，可以在不坏一国的情况下为己争利，乃至推动一国化新。同时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并不是固定群体，它只是一层壳，其中所容纳的个体是在时时更新的，未来的隐患在于这些个体会沉滞下来，又如旧世一般，世代延续不替。
尽管有这么多解说，但这不妨碍鲜人儒生转译时，怀着满腔愤懑，将资本阶级替换为满人统治者，将劳工阶级替换为被压迫的鲜人。而《人衍资本论》里所描述的，没有阶级之分的理想国，也被鲜人儒生想象为可以立于人间的天堂之世。
阿桂当时所见的大同新义，还是混合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粗糙之作，但足以让他毛骨悚然，由此更加坚定了转变国体，明开国门，以保满人存族的思想。
永和十三年，阿桂准备以出身不正，血统低贱，却窃据朝堂，挟皇帝为傀儡的罪名讨伐高起父子，可没来得及举兵，就被部下卖了。考虑到他是开国元勋，正牌满人，永和皇帝和高起也不敢杀他，就将他一家囚禁于开城，阿桂就此彻底退出建州朝鲜的权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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